最近一拳書店登上國際新聞，才驚覺「銅鑼灣書店事件」轉眼已過近11年。關於「煽動意圖」的爭論再度喧囂，其實書店從來就是政治。賣什麼書、不賣什麼書，皆是政治。知識與文化本身，就具備穿透體制的功能。然而在書本之外，一家書店所承載的意識形態、所凝聚的社群，就更深層次。
趁着短遊柏林，踏入港人Mary開辦的書店「Encounters」，對此就有更進一步的體驗。
Encounters不是一般書店，而是一個書空間（book space）。藏書不算多，都靠在牆邊書架。空間中央反而留白，放滿座位，通常用來做活動。到訪當天，適逢是作者兼《明報》專欄作家郭梓祺為新書《時差》分享。他談及在愛爾蘭研讀愛爾蘭文學的見聞與反思。
在香港與愛爾蘭之間，「時差」不僅是時區的距離，更是社會發展脈絡的落差。面對長期的經濟困境與宗教壓抑，離開家鄉、在外定居，成了愛爾蘭人的共同命運。文學巨人喬伊斯（James Joyce）漂泊於法、意及瑞士之間，另一才子王爾德（Oscar Wilde）則在倫敦大放異彩。19世紀起，英國北部湧入大量愛爾蘭移民，影響當地文化。正如曼徹斯特出身、具愛爾蘭血統的Morrissey在Irish Blood, English Heart中就唱出他的身分角力。
分享期間，討論到香港文化人是否需要「走出香港」，不應局限於本土題材。這觀察十分有趣。確實，每當走入海外的港人書店，眼見的書多是圍繞香港的中文書，難免予人「圍爐取暖」的納悶。然而，對流散群體（diaspora）而言，身分認同仍是核心議題，是需要不斷演繹與守護的關鍵論述，意義很不一樣。再者，外國文化基金多青睞少數族裔的掙扎故事，移民背景的創作者若不以此切入，往往難以突圍，甚至變得好「不關事」（irrelevant）。
「關事」對身在海外的人來說是很關鍵，但在Encounters卻罕有地讓我這位過客覺得「好關事」。書店坐落於正經歷紳士化（gentrification）的Wedding區，立於一眾餐館與理髮店之間。前身是水煙吧，店主保留了粗獷的牆身，貫徹柏林的工業殘舊美學。這裏主打中文書，卻也收納了東南亞各地的期刊與手作書物。席間除港人外，還有本地及不同國籍的人士穿插其中。
活動後討論交流延續，除了與作者及Mary短談，意外遇見新聞組（Newsgroup）年代的音樂谷友Eric Wong，原來他已是旅居柏林的藝術家。
Encounters，是偶遇，也是一場跨地域的交匯。無論將這裏定義為聚會還是沙龍，這種能夠凝聚群眾的空間本身已有推進社會變更的力量。坐在店中央的椅子，從暖簾空隙窺看書店的「後台」，這提醒我：眼前這簡約小店，其實埋藏着許多肉眼看不見的苦功。貫徹本專欄的主題，我的「電視腦」突然想起經典喜劇《布萊克書店》（Black Books），一部由愛爾蘭人創作並主演的「英國喜劇」。書空間，小店，厭世。此刻竟是如此地「關事」。